2021-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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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法治建设”圆桌论坛专家观点集锦

2017-11-10


本文系作者独家供稿,转载请注明来源:

“财政部PPP中心”及“道PPP”公众号


本场圆桌论坛暨本次论坛全体大会二,PPP作为一项创新性改革需要法律来规范保障已形成广泛共识,《PPP条例》出台备受关注。本圆桌论坛以“PPP法治建设”为主题,邀请学界与实操界法律专家讨论PPP模式法治建设过程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下文为本场论坛嘉宾精彩观点摘录。


主持人: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 周劲松

讨论嘉宾:

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顾功耘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 王承杰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 吕红兵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主任 孟春

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院长 曹富国

英国执业律师、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晓慧


第一部分: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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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条法司副司长 周劲松


周劲松:

第一,坚定推进立法,处理好立法和改革的关系。一是推进PPP立法是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关系的必然要求。十九大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论坛以“新理念 新思想 新动能——打造PPP合作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厉行法治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PPP作为一项创新性的改革需要法治来规范保障。二是统一顶层制度设计是规范发展PPP模式的客观需要。立法是推动改革发展的保障,推进PPP立法,一方面可以明确有关法律规定的适用,解决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的问题,有利于改革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另一方面对缺乏明确规定的领域或者环节制定规则,将成熟有效的创新做法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改革措施的进一步推进。

第二,PPP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有关情况。2016年7月,国务院确定由法制办牵头PPP立法工作后,法制办会同有关部门组成立法工作组,起草了条例工作稿,于2016年12月底征求了相关方面意见,在吸收各方面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了《条例(征求意见稿)》,于2017年7月21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思路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作出相应制度安排;重在规范引导——把明确导向、稳定预期、规范行为、防控风险作为立法的重心;力求备而不繁——既确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主要环节的基本制度均有所规范,又要防止规定得过死,为行业和地方改革探索留有空间。

社会各界对征求意见稿的主要意见:一是名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更为简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属于同一范畴的概念,基础设施是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两者不宜并列。二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定义。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定义中,可以采取哪些竞争性方式选择社会资本方,是否仅由社会资本方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三是社会资本方的范围。大部分社会资本方难以同时具有投资建设运营能力,应当允许其他组织形式的社会资本方(如非营利组织)参与,明确联合体作为社会资本方的情形,不得作为社会资本方的限制性规定等。四是PPP模式的评估论证机制。征求意见稿规定,拟订合作项目实施方案,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对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必要性、合理性组织开展评估,但没有写明“物有所值评价”程序,给实践中造成了一定的误解和困惑。

第三,关注PPP立法中需重点研究的问题。一是PPP合同性质的界定。从本质上讲,PPP模式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双方的合作合同应是具有一定行政因素的民商事合同。一方面,政府作为合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与缔约的社会资本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从合作合同的缔约过程来看,社会资本不受单方行政行为的强制,在是否参与PPP项目签订合作合同方面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合作合同中应当约定相互监督和制约条款,双方基于合同约定相互监督和制约的行为属于平等主体间的行为。另一方面,在合作合同中,政府实施机构和社会资本之间应当互相协作、各自发挥相应的优势、克服各自的不足,为运作项目、实现优质高效地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共享收益、共担风险。二是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重要性。一方面,物有所值评价是判断是否采用PPP模式实施项目的重要内部评价程序。开展物有所值评价是国际PPP通行做法,我部初步建立了一套规范的物有所值评价政策体系,在实践中被广泛采用,但存在流于形式、不规范操作等问题。因此,《条例》应当明确物有所值评价的法律地位,并在实践中继续规范操作。另一方面,所有类型的PPP项目均应开展财政承受能力论证。财政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开展的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合理评估相关项目采用PPP模式涉及的财政支出事项是否在财政可承受范围之内。


第二部分:嘉宾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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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 顾功耘

顾功耘:

PPP合同是PPP法中的重要内容。要了解PPP合同中的基本价值观,首先要了解PPP法的基本价值观。

第一,PPP法的基本价值观。PPP法的价值目标是通过多方合作、共治,实现公私共赢、社会共享。基于此目标,PPP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协商的共同治理,即政府与社会资本方共同协商来治理具体的公共项目;二是合理的风险分担,不是风险共担;三是倾斜的利益分配,即项目实施的收益主要归社会资本方,不是利益共享。PPP法的规范重点包括:运行体制、操作流程、物有所值评价、财政承受能力论证、社会合作方选择与资本筹集,以及合同管理。

第二,PPP合同的特点。首先,PPP合同是一系列合同的组合。其次,PPP合同应分为主合同与从合同。再次, PPP主合同是政府作为一方,社会资本运营公司(或称为:“特殊目的公司”、“特许公司”)代表社会资本作为另一方,就具体项目合作签订的确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这个协议本质上是一个合作协议,是就项目的融资、设计、施工建设、运营管理与维护、收益回报等做出的安排,是一个商事协议。最后,从合同是就合作中某一事项或几个事项由社会资本运营公司与相关各方签订的协议。尽管PPP合同缔约有一方是政府,但合同性质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本方。从合同绝大多数属于商事性质的协议。

第三,PPP合同必须体现法的基本价值观。一是合作双方或多方是平等的。二是政府合作的目的是高效率的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目标;社会资本合作的目的是协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以自己的资本、技术、管理运营等投入,实现私人的营利目标,各得其所。三是PPP合同条款要清楚的界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各自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体现风险分担原则。四是PPP合同要注重保护社会资本,以体现倾斜的利益分配原则。

第四,关于合同性质与争议的解决。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编制的《私人融资基础设施项目立法指南》,对PPP合同争议解决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政府一方应可自由接受各方当事人认为最适合项目需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各方当事人主要是指社会资本方及其他参与方,并非政府选择诉讼或者是其它解决方式。二是特许公司和项目发起人应可自由选择适当的机制来解决项目发起人之间的商事纠纷或特许公司与其贷款人、承包商、供应商及其他商业伙伴之间的商事纠纷。三是可要求特许公司制定简易、高效的机制处理其客户或基础设施用户提出的申诉。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立法建议同样表明:PPP合同是商事合同,解决合同争议的机制由社会资本方自由选择,倾斜保护社会资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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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 王承杰


王承杰:

第一,关于PPP合同的法律性质问题。目前关于PPP合同性质的争议主要集中在PPP合同是否是行政合同。参考大量文献和国外做法,我认为不能简单地将PPP合同定义为行政合同或者民事合同,其兼具了公法和私法的性质,对于PPP协议应当进行区分:涉及行政规划、许可、处罚等行政职能的争议,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的范围;在合同内容上设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的,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对于PPP协议的履行、变更、解除等行为,体现了当事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协商一致的合意,其内容不受单方行政行为强制,当事人就此可以提起仲裁,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以特许经营协议为例,特许经营的内涵经过发展已经得到事实上的扩大,“特许”演变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协商谈判的过程;“经营”也强调“运营”。在付费模式上,特许经营项目涵盖了使用者付费、政府付费、可行性缺口补贴等多种方式。从历史发展的特点来看,不能简单将特许经营协议划分为民事协议或行政协议。虽然特许经营协议包含行政因素,但大部分内容具有交易性,包括合同订立、竞争性谈判、磋商、出资、建设、运营、产权拥有以及权利义务分配等。如果将其严格划入行政争议,将限制特许经营争议解决机制的灵活性,限制当事人的救济渠道。如果将特许经营协议界定为行政协议,不能进行仲裁,也不利于争议的有效解决,这与特许经营强调的契约精神不符,且会加大案件受到当地政府干预的可能性,这将会打击社会投资者特别是外商投资者和民间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由于沿线国家存在法制环境不完善、投资不确定性较高等风险,发生投资争议在所难免,但解决这类争议难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除了通过投资仲裁解决外,还可以通过当事人申请普通仲裁来解决。因此,通过民商事仲裁的方式,解决因境外投资引发的PPP纠纷,有利于维护我国企业合法权益,也有利于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落地。

第二,探讨采用仲裁解决PPP争议的独特优势。首先,仲裁的专业性符合了PPP纠纷专业性较强的要求。PPP纠纷法律关系复杂、涉及领域众多,对纠纷解决者的专业性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仲裁机构可以不受地域限制,仲裁名册中也有不同领域内资深的PPP专家,可更好的满足PPP纠纷专业性的要求。其次,仲裁的独立性满足了PPP纠纷解决对公正的追求。诉讼特别是其中的行政诉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公信力尚有待提高,影响纠纷调处的效率和效果。但涉案双方自行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员等,使得仲裁的独立性高于诉讼,能够较好的保证程序、结果的公平公正。最后,仲裁的保密和高效契合了PPP纠纷的特殊性。PPP案件通常具有较强的社会敏感性,因而案件处理过程中,既要注意适度的保密,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当事人经济利益,又要重视提高纠纷化解效率。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可以较好地满足当事人对保密性的要求。同时,仲裁程序简单且灵活,采取一裁终局原则,可以高效解决PPP纠纷。如上所述,仲裁较其它PPP纠纷解决方式,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能够较好地保证PPP纠纷解决对专业性、公正性、保密和高效的要求。因此,应当努力发挥仲裁在PPP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推动PPP事业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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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 吕红兵

吕红兵:

第一,关于《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适用。实践中看,政府实施机构应该通过招标、竞争性谈判等竞争性方式选择社会资本方,而竞争性谈判是《政府采购法》中规定的政府采购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PPP项目选择社会资本方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当然,PPP项目采购不同于传统的政府采购,一般都包含了建设工程的内容,而《政府采购法》又规定了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投标的,应适用《招标投标法》。所以,在有关PPP立法中,对两法的适用问题,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第二,关于社会资本方的边界。立法不仅应该是保障和规范,还要注重发挥法律的引领和鼓励功能。因此,在立法上,对“社会资本方”是不是可以不直接限定于“企业”这个范围?现在很多科研实力强、管理水平高的事业单位如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医院等等,都有能力和意愿参与PPP项目,以增进公共的福祉。可见,社会资本方有进一步扩大解释范围的必要。

第三,关于潜在社会资本方意见的征求。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有关主管部门拟定合作项目实施方案应当征求潜在社会资本方的意见。我们很多律师在研究这个条款时认为,是否应该再做进一步的斟酌?事先的征求意见有可能导致政府在中标结果公布前私下接触社会资本方,违反公开招投标的规定;私下接触会不会容易造成串通招投标的情况?如果在征求意见时不公开进行,是否会存在对其他潜在社会资本方不公平的情况?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第四,关于实施方案的专家评审。刚才的条例征求意见稿特别谈到,实施方案要进行联合评审机制,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联合评审。我们认为“有关部门”更多是指政府部门,但PPP实施方案的相关内容涉及法律、财务、行业等相关专业知识,应当充分发挥专家评审的功能,以推进评估工作的合法性、专业化、合理性。

第五,关于项目公司股权的转让问题。按照上述征求意见稿的表述,在成立项目公司的建设期内,社会资本方不得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运营期内经过同意可以在不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前提下经政府实施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可以转让。对此,公司股权转让是《公司法》赋予股东的基本权益,是否要做限制?如果限制过于严格,是否不符合该类项目周期长、内容又比较综合、回报率相对比较低的客观状况?虽然说政府可以同意,但政府的行为非常审慎、程序非常复杂,所以这样规定使同意是不是基本上很难做到?因此,建议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允许股权变动;同时设置在股权变动后一定期限内,原股东应对新股东的行为和项目公司经营后果,在原股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应用项目绩效评价机制和市场本身的调节机制,给予社会资本方进与出的常态通道。

第六,关于合作项目的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上述条例征求意见稿特别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外,应当依法公开相关信息,如项目发起、社会资本方选择、项目协议订立、绩效监测、评估报告、项目重大变更等情况;同时,社会公众可以进行监督,对社会资本方违规提供服务的情况进行举报和投诉。当然从法律的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角度,我们认为可以进一步明确主管机关、监督程序、法律责任、救济机制等具体问题,使得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落到实处。

第七,关于争议解决的管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PPP项目协议发生纠纷和争议,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这样的规定是合适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的衔接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发生的变更、终止等行为引发的争议需要进行行政诉讼。因此,PPP立法中有关条款的规定要和《行政诉讼法》的现行规定相衔接,以避免法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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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心主任 孟春

孟春:

第一,关于PPP合同性质的认定。PPP中既有涉及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的行政法律活动,也有政府和社会资本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的民事法律活动,因此,PPP合同天然具有双重色彩,容易引来争议。但在实践中,若将PPP合同定性为行政法律关系,至少会产生两个冲突:一是与PPP的本质相矛盾。PPP的核心本质是平等协商、依法合作,强调政府从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社会资本的“合作者”,若定性为行政法律关系,则无法做到平等合作;二是与PPP的目标相矛盾。PPP模式是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机制,其主要目标是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若定性为行政法律关系,其纠纷解决机制的灵活性大大受限,不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进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

第二,关于是否纳入“两评”。一方面,“物有所值”是选择PPP模式的重要依据,不能实现物有所值目标,PPP的核心价值就无从体现,就容易沦为一种融资工具。实践中出现PPP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源于此。另一方面,财政可承受能力论证通过财政预警机制有效防控地方财政风险的同时,也有助于保障PPP项目建设和运营的可持续性。因此,“两评”对PPP提质增效和风险防控,促进PPP规范发展不可或缺。

PPP立法是将实践中被广泛接受的理念性、原则性内容上升为法律,以更好地服务实践。从理论上讲,将PPP合同定性为民事法律关系和应用“两评”是对PPP本质的真实反映;从实践上讲,这些内容已被默认接受和广泛使用。因此,PPP立法工作应直面这两个问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稳定市场预期,规范PPP发展,确保PPP改革行稳致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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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PPP治理研究院院长 曹富国

曹富国:

PPP立法中的金融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因为,首先,金融是PPP的一个显性问题,PPP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私人融资,这带来巨大的金融服务市场需求。其次,要实现PPP所追求的物有所值,金融服务应能为PPP项目带来增加的价值,这应该是PPP项目金融服务的应有之义,特别是考虑到私人融资成本高于政府投融资成本这一事实。最后,金融服务堪称是PPP规范发展的防火墙,金融对PPP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再者,PPP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存在诸多问题。金融资产与服务与PPP项目的对接与匹配性问题依然突出,金融资产与服务市场的碎片化问题依然严重,与PPP改革精神和要求不符的金融服务问题依然存在。另外,金融问题是PPP立法高度关注的议题,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PPP示范法,重点讨论了PPP的金融问题。

金融在PPP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金融服务的效率价值与规范价值。

一是金融服务的效率价值是指匹配PPP项目的金融服务是否能够实现配置效率最优。这与金融服务市场的改革与发展密切相关。金融服务是否有能够来来增加的物有所值,取决于金融资产和服务的市场效率,也即一个竞争性的专业金融资产和服务交易市场的存在及其有效运行,并且基于这种市场效率,获得PPP项目所需的更廉价和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大力建设一个能够为PPP带来增值服务,从而有助于实现更好的物有所值的PPP金融资产和金融服务交易平台市场,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产和服务资源的决定作用,就是深化PPP改革必须要着力解决的一个瓶颈问题。二是实现金融服务的规范价值。PPP金融服务对寻找和实现真PPP具有重要的规范价值。公开透明的市场机制,尽职调查以及作为第三方评价的信用评级机制的存在,这都会涉及到PPP项目原始交易结构及交易方的审慎评估与再评估,其本身既是一个金融服务市场的规范化运行过程,从本质上看也是一个寻找和实现真PPP的过程,对PPP的规范性具有重要的潜在价值。

PPP立法中与金融服务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金融机构的介入权问题。在项目公司出现重大违约情势时,赋予金融机构接管公司的介入权,即是PPP项目借款人权益的一项重要保障,有助于促进金融机构积极和深度参与,促进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和良好公司治理。可以观察到,借款人介入权的确立正在成为PPP立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世界银行、联合国等致力于PPP良好实践和国际标准的机构都主张金融机构的介入权。比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PPP示范法讨论了这一重要立法议题和国际发展趋势。但在有些国家,选择新的特许经营者,可能存在采购法上的问题。即需要经过竞争性程序来选择,而且新的进入者要符合条件。我国PPP合同指南谈及借款人介入权,但PPP立法应该有所作为。

总之,鉴于金融服务在PPP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PPP立法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立法政策议题是: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工具,进一步发掘和实现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市场的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我国PPP立法也需要确立金融机构的介入权制度,从而进一步发挥金融机构服务和支持PPP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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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执业律师、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晓慧


张晓慧:

第一,PPP合同结构问题。社会资本在PPP项目中有多重角色,既是项目公司的股东,也是项目供应链上的参与方,例如工程承包商。PPP合同性质和争议解决要区别对待合同层中的不同交易,目前业界重点关注的主要是项目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合同的性质。从国际视角出发,本问题实际涉及三个方面的法律问题,首先,普通法系或大陆法系给PPP合同性质带来的影响不同。其次,要在项目东道国的法律体系里讨论是否存在行政协议的法律概念。最后,关注由合同性质所引发的对合同争议解决机制的影响。

普通法和大陆法对于合同本身的理解和定位不同。普通法系尊重契约自由,合同关系由私法管辖,并无行政合同的概念,从受合同的约束力方面,政府与一般合同缔约人在合同法上无二致。而在大陆法系下,契约自由度相对较低,合同隐含条款较多;PPP安排相关的合同多被视为公益性,从而属于公共行政法管辖范围,同时很有可能由专门的行政法庭处理争议。

第二,从英国的实践看PPP项目中主要的争议缘由。在英国的PPP实践经验中,涉及“公”与“私”之间的的争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项目的采购过程适用于欧盟采购法律框架,失败的竞标者针对采购过程的合法合规性提起争议;二是政府在指定中标者后取消了项目,中标者要求补偿投标费用;三是PFI合同执行阶段,政府认为社会资本方的合同履行存在问题或者缺陷, 从而扣减向社会资本支付的合同下款项;四是项目提前中止,合同一方提起对另一方的争议。而提前终止既有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的违约,也有可能是政府方主动终止(在无社会资本方违约的情况下)。

第三,PPP合同的性质带来的对合同争议解决机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在跨境投资PPP的实操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存在很多由于所在东道国对PPP合同性质的定性带来的投资风险,比如,在厄瓜多尔,PPP合同在法律上被认定为行政合同,其虽然允许行政合同的争议提交合同双方约定的国际仲裁,但是外国仲裁裁决需要经过特定的司法认证(Homologation)程序才能在厄瓜多尔得到承认和执行。再如,在莫桑比克,PPP合同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虽然其合同性质对争议解决机制没有直接影响,但行政合同的政府一方可以根据公共利益单方面地修改或终止特许经营协议。同时,行政合同还需要经过莫桑比克行政法院的审核,并获得行政审批(visto administrative)后才能生效。


第三部分:嘉宾讨论

周劲松:新的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行政协议的概念。政府特许经营协议作为行政协议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对政府特许经营还有不同的理解,但在PPP模式中,政府特许经营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形。可以说,现代PPP是从特许经营发展过来的,是特许经营的高级阶段或者是创新形式,但PPP合同有别于政府特许经营协议。

顾功耘:简单谈谈PPP合同跟民法准则的关系。民法准则是进行民商事活动的基本法律规范,对合同的内容规定很少,主要涉及到最基本的原则。PPP合同首先要遵守《合同法》以及《合同法》里面的基本规则,但很难规定具体内容。我们可借鉴国外经验,在法国PPP法律体系中,有对PPP合同进行规定的法律,PPP立法可借鉴类似经验。

王承杰:贸仲委有三句话:一是法律保障,《仲裁法》明确规定仲裁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单位和个人的干预。二是规则规范,明确要求必须程序上公平公正地对待各方当事人。三是机制约束,保证仲裁过程的独立性,体现在方面:首先,仲裁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其次,仲裁法庭独立于仲裁机构;最后,仲裁员之间彼此独立。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独立性就可以保证不受行政干扰。

吕红兵:关于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原则上我赞同,但涉及到条件,即新股东进来后,原股东对于新股东的认定行为以及项目公司的经营效果,应在一定范围内承担一定责任,相当于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注入资产时,对这个资产未来的业绩进行一定的承诺,稍作补充。

孟春:PPP应关注如何更好保证社会资本的利益诉求。最重要的一点是贯彻依法治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尽快修改和完善好PPP条例,以保障社会资本的利益诉求,引导社会资本更多地参与到PPP,促进我国PPP规范发展。

曹富国:金融在PPP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效率价值时侧重于怎样发现市场、建立市场,对PPP做出真正的贡献;规范价值,侧重于怎样发挥金融的作用保障PPP的持续发展。PPP立法中借款人的介入权问题既是对借款人权益保障的一项制度,也是金融服务积极参与项目公司治理、实现金融服务的效率价值和规范价值的一个方面。希望PPP立法能够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张晓慧:根据我们协助中国企业做跨境PPP项目的国际实践经验, 认识到PPP项目跟一般项目的一个区别是PPP合同的一方是政府这一个特性带来了合同性质问题。 在PPP项目中,可以说政府既是游戏的参与者,一定程度上也是游戏规则的制订者。所以透明、稳定的法律环境对PPP项目的规范落地与运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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